法国作家雨果曾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龙应台也直言：“检验一个城市发达与否，就要看看它在经历连续3小时暴雨之后的状态”。这些话有一定道理。城市内涝不仅是天灾，更多的也是人祸，是没有遵循生态平衡原则、放纵贪欲侵占自然的恶果。结合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各地城市内涝，我们不妨以古为师，学习一下江西赣州福寿沟的有益经验。
6月30日至7月6日，武汉降下累计574.1毫米的雨水，这场降雨突破了武汉自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周内持续性降水量最大值。在特大暴雨的洗礼之后，接踵而至的则是这样一种景象：大水围城、一片“汪洋”、万人转移、学校停课、火车站出口变“渡口”、地铁站成“水帘洞”，整个城市几乎陷入瘫痪状态。然而，这一严峻形势和巨大损失的背后，不仅是由于天气异常，更与城市自身内涝治理理念和措施不适宜密切相关。
作为被群山环抱的典型南方城市，2016年3月，暴雨致使赣州受灾，部分城区出现内涝，而福寿沟所经范围却没有一处积水点。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成就。
福寿沟是位于江西赣州的一处城市排水系统，始建于北宋。时任赣州知军的刘彝，根据当时的城市规模、街道布局、地形特点，以分区排水为原则开建了贯穿当时赣州城区的排水系统，因其两条排水设施分别像篆字“福”“寿”，故取名为“福寿沟”。
福寿沟全长12.6千米，历经兴衰后，在清同治年间和20世纪初期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疏浚修复，目前仍然发挥着疏涝排污的重要功能。之所以历经千年还能造福一方兴利除害，这要得益于它超前的治理理念，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巧借外力，因势利导。福寿沟利用赣州城区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以州前大街（今为文清路）为分界线，使东南区的福沟、西北区的寿沟所纳之水自然流向贡江和章江，为加大流速又特意加高了沟内关键点的坡度。
二是将福寿沟与城内三池（凤凰池、金鱼池、嘶马池）以及清水塘、荷包塘、蕹菜塘、花园塘、铁盔塘等几十口池塘连通起来。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城市在极端天气下抗涝能力，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池塘养鱼、淤泥种菜，形成生态循环链。
三是为防止季节性河水倒灌造成城市内涝，发明并安装了12扇水窗在福寿沟内。它由外闸门、度龙桥、内闸门和调节池4部分组成，其中，度龙桥宽4米，高2.5米（高于青岛市政府目前设计的下水道标准），充分运用水力学原理，河水上涨时会迫使水窗关闭，河水退去后雨污水会冲开水窗排入江河之中。
由此可知，古人治理城市内涝的基本理念是“整体布局、亲近自然、超前设计”，这也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的生动体现。福寿沟集城市污水排放、雨水疏导、河湖调剂、池沼串联、局域气候调节等功能于一体，千年无恙地保赣州老城无涝灾的奇迹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治理理念的生态性与超前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反观当下很多城市，大搞城市硬化，破坏生态环境；地下排水设施规划随意，造成频繁返工的“拉链式马路”长期存在；规划新城区时不注意城区综合和规划等，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如果没有遭受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考验，大家也许并未特别在意这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现象。
曾有着百湖之城美誉的武汉，在商业开发等各种名义的侵蚀下，湖泊水域面积从1991年的22.7万亩，到2014年锐减到只有7.79万亩。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大量商业活动未进行科学的规划，盲目填湖造地，湖泊湿地等天然“蓄水池”规模急剧缩小，而政府相关责任的缺失，又助推了这一疯狂行为。
今年，不仅暴雨频繁侵袭的许多南方城市发生了内涝，河南新乡、河北邯郸这样的北方城市也深受内涝之苦。群众在遭受了看似难以避免的诸多损失之后，只能无奈地调侃自己的家乡是“东方威尼斯”。这不正是对目前许多地方顾此失彼的城市建设无声又深刻的嘲讽吗？
当下，我国正在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建设，行走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之路上，要求我们在治理城市内涝的过程中应坚持文化自信，做到以古为师“回头看”，充分吸收运用“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立足全面、放眼未来”的治理之道，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摆脱城市内涝之患、人民受灾之苦。
